过多少,那些往来司令部与医院之间的车子还跑得越发勤了。陈副官脚不沾地地忙于照顾长官,暂时没能顾上再和她说要结婚的事情,她则想着,要放下对一个人的惦记果然很不容易,她姑且将其定义为某种心理层面的“戒断期”,每当自己不由自主地开始走神,并想着他在医院的病情的时候,她就迫使自己回忆起那日在杜公馆的所见,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提醒自己,在一件没有希望、没有可能,对人对己都绝无好处的事情上溺死,是一件绝对不值得的事情。趁着尚有余地,自己反倒应该尽早物色退路才是。
到了六月,战事仍然没有结束,沈阳的经济状况却在持续走着陡峭的下坡,甚至于,混乱已经有波及司令部的趋势。物价比去年夏天涨得更多、更快,美国人给的援助却已经见底,士兵们几乎没有月钱,每天饿着肚子度日;军官们若是没有门路搜刮外快的,也都不得不勒紧了裤腰带过活。陈副官那里更同时传来了求援的消息,说杜长官的结核病仍然很重,但是治病所急需的链霉素已经断了多日,哪家医院都音讯全无。
这一支药在南京的黑市里能卖到堪比黄金的价格,离了美国与英国的援助,在东北同样是紧俏货。副官们没少为此奔走,军医处众人也到处联络分散在各个部队里的战友同事们,询问哪里还有额外的药品。只不过,这件事涉及杜聿明的病情,实在不好太过声张,而东北他辖下各部中,也并不是人人都可靠可信。例如,孙立人与他早有嫌隙,滇军与他更有旧仇,这两处要害万万不能触及。阮静秋想来想去,此时能够依靠的也就只有几位旧友而已,且事关重大,她万万不敢再对这最亲近的几人隐瞒不发。郑洞国彼时正在前线督战,廖耀湘也正紧锣密鼓地调动新六军,她犹豫再三,除了暗中将情况告知这两人以外,也向邱清泉发去了一封电报。出于保密需要,她没敢指名道姓,只说是沈阳这里药品紧缺,请他们设法支援。但长官们无不默契地察觉到这事的重要性,且他们在这方面的能耐就要比军医们大得多,转天,廖耀湘即复电说药已经找到,两日内便送到沈阳;邱清泉随后也回电,说已安排了人手到香港采买。阮静秋一点也不敢怠慢,当即联络好主管医生及护士,在约定时间早早赶到机场等候,亲自把药送去医院。
听医院的医生们说,被迫停了抗生素的这几天,杜聿明几乎一直发着高烧,眼下用上了药,恐怕也还要过一阵子才能让体温降下来。曹秀清在此之前已带着杜致礼先一步回南京准备留洋的事宜,副官处众人按照长官的吩咐,谁也没敢向杜夫人透露,他的病情曾经一度十分危急。阮静秋带着药赶来时,追随杜聿明最久的尹副官正在病房门前,搓着手像只热锅上的蚂蚁,直到看着玻璃瓶里的液体注入软管之中,他才长长地出一口气,汗水雨一样地从额角流下来。
用上了药,阮静秋也松了口气,得以稍微转移视线,瞧见了他的情状。她善意地递去一方手帕,尹副官接过了,低声道了句谢。等其他医生护士都走了,她才小声问:“我坐一会儿,等长官醒了再走,行吗?”
尹副官擦去汗水,将手帕还给她:“行。怎么,你有事要说?”
阮静秋道:“药是廖军长送来的,还有邱军长那里也在四处找。等长官醒了,我才好给他们回个信。”
尹副官点一点头,没再追问。
阮静秋四下环顾,杜聿明的病房貌似清静,却实在不像个养病的地方,两只床头柜上摞满各种各样的文件资料,病床正对着一张足有整个墙那么大的东北地图——还不如说是把作战室搬来了医院里。她毫不怀疑,隔两步远的房间里或许此时正有一个电台收发着电报,只要他一醒来,病房又会立刻变成他的战场。对一个曾经以躺平摸鱼为人生理想的现代人来说,这种工作狂人只能是当下这个时代的产物,她固然能够理解,却实在无法苟同。而女儿家的心事,又为她的审视蒙上一层复杂的情绪,就像在缅甸那时一样——她眼看着他已撞到南墙上去,已撞得自己头破血流了,可她既没法劝他回头,也无法让自己看着这景象时不难过心痛。
她和尹副官各自坐在他病床的两旁,大约过了半个小时,抗生素及退烧药终于同时起效,她看见他额头上发了点汗,再量体温的时候,水银柱总算慢慢地退了一些。她想起他历经艰险终于走出野人山、刚刚被新三十八师接回印度时的模样,说不好与现在相比哪个更狼狈憔悴,只觉再想下去,自己就要忍不住落泪了,于是移开目光,一会儿看看点滴瓶,一会儿看看体温计,一会儿再看看他,恨不得自己有三双眼睛同时长在头上。人病得沉了,觉通常不会睡得太好,但对他来说,应该已是难得休歇的时刻。他并不像她一样梦呓什么,也没有受到噩梦所扰,只是嘴唇抿着,眉头蹙起来,仿佛这神态已经太为他所习惯了,甚至连睡梦中都不能卸下一样。
又过了一个钟头,他总算要醒了,深深地呼吸两下,眼睛睁开一半,疲倦地左右望了两望。阮静秋一直看着他,竟然比尹副官先一步发觉他的动向,忍不住脱口唤了他一声:“杜长官。”
杜聿明的眉头跟着动了动,眼睛转过来看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