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样轻松。

于是我只能歪着身从旁边柜子上摸了一根烟来抽，我猛吸了一口，脑子更加清醒了。我又调整了下坐姿，企图维持着男人的自尊：“关系太熟了，以后要有什么的，反而抹不开脸面。”

我停顿了下，继续补充：“而且两男的也不光彩，你和我不一样，没必要为了图一时刺激而陷入麻烦。”

“呵呵我知道，不用你提醒。”他的语气很生硬，不用看他的表情，也知道是我的话让他很下不来台，他不高兴了。
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

他很快就穿好了衣服，然后更快地就离开了。

我默不作声地靠在床上又连着抽了几根烟，我也不知道我还维持着这古怪的姿势干什么，是痛吗。的确很痛，哪怕只是挪动一下身体都势必牵扯到那难以启齿的痛，痛得我几乎想嘶吼大叫，想把桌子凳子掀翻，想把鼓锤烂，还有那把破吉他，统统都全部毁掉。

可我最终什么也没做，连着三天我都没有出门。持续的低烧，和多次清理伤口耗费了我所有力气。勉强把床单被套换了之后，我便成日成夜地倒在床上，如果不是渴了饿了到极点了，我甚至不愿意离开床一步。

又过了几天后，我的状态恢复了不少，正想打电话联系小舟，却突然发现电话欠费停机了，趁着出门吃饭的功夫我顺便交了个话费，才充上，小舟便正巧打来电话，说广州那边有个团可以跟，问要不要一起去。我看了眼混乱不堪的房间，一口应下了，我受不了待在这里了。

第二天一早我便收拾好东西出发，刚打开门，却看到楼梯口蹲着一个人正在抽烟。

我闻到这股陌生的烟味，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换了个牌子的烟抽了。

听到动静，那人回头看了过来，他脸色一喜，正开口要说什么时，视线落在我的背包上：“你要去哪？”

我想了想，还是回答了：“广州。”

“这么远？你一个人？”

我摇头：“还有乐队的人。”

他看着我不说话了，我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他神色变了又变，最后只说：“没什么，打你电话一直没接，路过顺便来看看。”

他就这样看着我，语气和眼神都像是有点无言的委屈。

“我欠话费了，没接到。”我犹豫了下，解释道。

“哦这样”

我定定地看着他一会：“还有别的事吗？”

他没做声，真是莫名其妙。我把门锁上：“那我走了。”

我下了楼梯，他也跟了下来，一直出了小区，我回头一看，他已经朝另一个方向回去了，连声招呼都没打。

真是有病，我暗暗地骂着他。

广州的演出团是舞厅老板介绍我们过去的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广州。虽然已经凌晨了，但车站里仍然人挤人压得喘不过气。在一片混乱中小舟的包还被偷了，好在我们人多，键盘手运动细胞发达追上了那个人给抢了回来。

因此，即使是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的情况下，大家都还是打起了十二分精神照看着自己的行李。我们在车站外的广场找了块空地靠墙坐着休息，直到天亮才出发去往演出团。

演出团离车站这边还有挺远，在一个县上，转了好几趟车，最后打了个的士才到。

他们定的是后天就开始走穴，后续的安排有去区县的，也有去各个夜总会舞厅的。

第二天中午我们和团里一行十几个人，连带着演出用的音乐设备坐在敞篷卡车后面，准备去踩点。

卡车原本是拉面儿煤的，风一吹糊了我们满头满脸的黑灰，看着大家狼狈的样子，我们相互在那儿大笑了起来，我的心情也由此好了不少。

一路颠簸到剧场，没多作休息就开始了排练，一直到晚上快11点才结束。

由于时间比较紧，这半个月高强度的排练和巡演下来，每天晚上即使是做梦，我的脑子都在转着现背的那十几首流行歌曲和谱子。

这些年的南方作为经济特区，娱乐业很是繁荣，也吸引了很多搞音乐的人涌入其中。即使是小地方，来歌舞厅消费的也不乏有各行业的大老板。很多客人都是拿公款消费，钱都不是钱，一晚上烧掉两三万都是常有的。

我们也因此多少沾了点光，直到结束，拿到手的小费加起来竟然比团里给的还多上几倍。

回去前一晚，我们都很高兴，点了很多当地海鲜，喝了很多酒。

期间还接到了蒋磊的电话，问我什么时候回去，说又给我找了批摇滚带子。我乐呵呵地答复了他，我们又聊了几句才挂了电话。

回到旅店，借着酒劲，小舟又滚上了我的床。比起上一次，现在的我已经完全接受了这种灵肉分离的关系。

甚至在想要发泄点什么的情绪下，我比之前还要主动。

小舟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一只口红，涂在嘴上亲的我满身都是，还趁我不注意在我肩膀上咬了个牙印。

我笑着骂他有病。